近日，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从杨苡先生儿子赵苏处获悉，著名翻译家、“呼啸山庄”译名首创者杨苡（原名杨静如）女士已于2022年9月22日立下遗嘱，将自己位于南京市鼓楼二条巷53号的一套面积74.8㎡的个人房产遗赠给南京市作协，并指定南京市南京公证处作为遗嘱执行人。
根据杨苡先生遗嘱内容：“我一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在文学世界里受益颇多，欲为文学翻译事业贡献绵薄之力，故我自愿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产遗赠给南京市作家协会。”遗嘱上有杨苡先生亲手签名，并加盖了“杨静如”“杨苡”两枚印章。这份遗嘱于2022年9月23日在南京公证处完成公证。今年1月27日晚，杨苡先生在南京逝世，享年103岁。杨苡先生生前就表示愿将房产捐赠，“反正自己一辈子也没数过票子”。两年前，记者随省作协探望时，曾亲身走进杨苡先生家中。这是一片闹中取静、房龄较老的居民区，先生家住一楼，门外有片小院，客厅不大，摆放最多的是书和各式照片，丈夫赵瑞蕻、哥哥杨宪益的照片挂在最显眼处，还有书法家俞律书写的“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对联。四处摆放的洋娃娃和猫头鹰玩偶是客厅里的另一道风景。杨先生的家既装满了百岁老人的时代记忆，也彰显出主人天真童趣、恬淡自然的美好人格。杨苡是翻译家，更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她出身世家，祖辈地位煊赫，家族与师友中多为近现代史上的名家大才。四爷爷杨士骧，曾任直隶总督；父亲杨毓璋，曾任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哥哥杨宪益，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红与黑》中文首译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专家……她的一生跨越整个世纪，亲历国家栉风沐雨、沧桑巨变。
“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和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可说。”
——杨苡
20世纪初，杨苡父亲杨毓章，自早稻田大学毕业归来，先是任职沈阳电话电报局局长，几年后赴天津，成了中国银行行长。混战期间，这里是北洋政府的“钱袋子”，各界要员往来家中。银行办得有声有色，家业渐丰，大部分资产也自然存在银行里。而后日本人到来，强令银行内资产变更为储备券。换句话说，相当于存的钱就全没了。1919年，杨苡出生，杨毓章却在事业风生水起的年龄，因一场小病意外去世。按照杨苡先生的说法，自父亲去世，家里每况愈下。父亲生前喜欢京戏，家中常有谭鑫培、梅兰芳、周信芳这样的角儿来唱。自那以后，门庭冷清。但家中生活的状态依然照旧，逛百货公司，听评弹、相声、海派京戏，又或是偶尔去名流、有钱人聚集的起士林吃西餐。“印象更深的是有次看到张学良和赵四。应该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我们在等着上菜时，就见张学良他们进来。除了赵四，都是男的，穿着马裤、靴子，像是刚骑了马回来，纨绔子弟的样子。赵四穿着很时髦，手里拿着个白色的长烟嘴，翘着兰花指。”杨苡八岁时，进入中西女校（天津中西女子中学），包含小学部与中学部。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所创立的学校。也许你听过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这些都是美以美会所办。
这是一所“漂亮极了”的学校：厚实的门洞，高高的尖顶，走廊铺着大块的方砖，大讲堂里的桌椅都连在一起，敞亮洁净，图书室里的中英文书更可随便借阅。学什么呢？有“穷白俄”娄拜和美国人格莱姆斯教的音乐课，几乎每天都在唱；有从小学起便用英文授课的数学、物理、化学、古希腊史、文学；中文授课的国文和中国历史。
直到杨苡初中快毕业时，民国政府出台政策，将教会学校纳入教育系统。校长变成了中国人，数理化也开始用中文上课。“在学校里都说英文，弄得我们也烦，开玩笑把动不动说英文叫 ‘放洋屁’，还互相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放洋屁呢？’”初中时，一门仅上了一学期的课程，对小杨苡的影响很深——心理课。用着美国的课本，讲的是“下意识”“潜意识”“心理分析”等等。读到莎士比亚、西方名著，里面很多心理分析，都是在这门课所学。以至于长大后对《呼啸山庄》产生兴趣，也是因为心理课。除了学习，更多的是课外活动。其中杨苡最喜欢的是演剧，曾出演关于耶稣的《东方博士》，莎士比亚的喜剧《如愿》，李健吾的《母亲的梦》，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为了庆祝毕业，做了一套班服。“绿色与白色作为班色，大家到天津的国货售品所去买了一种上海生产的面料，绿色的带有很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穿这薄纱做的旗袍，下面是白皮鞋。”杨苡的班级向学校赠送的纪念品，是一根旗杆。她们班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最深，在这份礼物上也能看得出。水泥基座的旗杆很快竖起来了，可惜上面没挂几天国旗。“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天津，虽然还没进租界，但中西在 ‘中国地’，已在日本人控制范围内。”毕业后的日子，学踢踏舞、刺绣、画画，上街shopping，每个月更有额外的12元零花钱。
但是这一类的活动远远无法抵消杨苡心中的苦闷，反而更加难过。“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 ‘醉生梦死’。”巴金在她的同龄人当中，无疑是迷人的。杨苡也不例外，直言：“巴金是我崇拜的偶像。”更几乎读遍了他的所有作品，在他的文字中获得无尽力量。
胸中一团火被一二·九运动点燃，却因家人阻拦无力行动；哥哥杨宪益出国留学，更加深了一层寂寞之感。为寻求抚慰，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想大笑，又怕是在做梦。”
自杨苡收到第一封回信起，便开始慢慢地对巴金无话不谈。可以说，在内心深处，他代替了自己的哥哥。也是因为巴金，杨苡认识了“大李先生”，李尧林。“我给朋友写信习惯写得很长，但给巴金的信特别长，以至于好多年后有次他在朋友面前开我的玩笑，说我有一封信长到写了十七页纸。”
1938年7月7日杨苡登上了离开天津的船“云南号”。一路上途径上海、香港、海防（越）、河内（越），交通工具从轮船二等舱、到火车、再到运货的闷罐车；路上住的地方，也从上海、香港的别墅，变成了简陋的平房小旅馆。旅途虽累，但一路上不停地有人在唱。船上唱的是一般的歌，到了云南，便开始放开来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好多人都是从敌占区来的，像我在天津，哪能放开了嗓子唱抗日歌曲?尽情地唱，真有一种自由解放的感觉。‘亡国奴’三个字在我们是压在心头的阴影，挥之不去，流亡，就是为了不做亡国奴。那样的心情，没有我们的经历是体会不了的。”
初到云南，一切都是新鲜的。和天津的现代化相比，这里的街道、房子都很老旧。杨苡却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西南联大是在轰炸中（九二八大轰炸）开学的，也没有开学典礼，起初连校舍也分散在四处“借来”的场地中。“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名人。讲‘西洋通史’的是皮名举，讲‘社会学’ 的是陈序经。印象最深的是‘大一国文’，许多老师合教的，每人讲一两周，给我们上这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没有教材，他们各人讲各人的。”
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他回信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但不久受到了批判。“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呼啸山庄》也销声匿迹了。1969年夏的一天，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彼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后不得不交出。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1980年，杨苡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同学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她爱写信，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平日聊天，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放疗后，他回到家，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2022年9月12日是杨苡103岁生日。这一年，《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上集（杨苡口述、余斌撰写）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相继出版。她还有很多工作计划，要出版自传下集、诗集、散文集，整理手稿信件。9月26日，在公证处协助下，她正式办好了私房捐赠的法律手续，完成了挂心已久的一件要事。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 民正为老本着顾全儿女和谐幸福，尊重老人真实意愿的理念，借助指纹采集、人脸识别、平台云存储等先进技术，通过现场影像记录、专业见证、银行级第三方密封保管等一系列严谨流程，尊重老人意愿，并将遗嘱的扫描件上传法院系统认可查询的电子证据云系统，全面提升订立遗嘱的权威性和法律效力。用法律为老人的遗嘱构筑防火墙，协助老年人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将财产传承下去。 民正法律咨询专注民事、家事、继承事。另外有任何生活中涉及法律的烦恼和问题，都可以致电民正法律咨询，为您免费出招。声明：本文仅供交流学习，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
